所有的社会学研究本质上都是一种对他人的冒犯，一种试图用百分比去驯服生活混乱本质的、极其傲慢的妄想。我提前退场了，在那个被表格和逻辑自洽的虚无填满的象牙塔即将封顶之前。现在我缩在成都，或者说，在 ttgr.eu.org 这个被多数人忽略的数字角落，靠翻译一些注定会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文字边角料维持这种（某种程度上是自找的）清贫。我习惯收集 20 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调查问卷，那些纸张散发着陈旧的、类似过期苏打饼干的碱味。比起任何形式的建构，我更倾向于在旧货市场盯着那些为了几块钱争得面红耳赤的背影发呆，或者钻进中世纪黑死病史里寻找某种跨越时空的荒诞共鸣。这并不是什么自我救赎，只是在崩塌到来前，一次次徒劳且带有严重学术后遗症的凝视。刚才我为了擦掉那张 1984 年问卷上的陈年油渍，又不小心把半瓶冷掉的咖啡洒在了地板上。